8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求学。初次离开父母尝试异乡客的滋味，诸多困难其实都不算困难，唯一让我痛苦的是我的普通话常常让北方同学笑话，我突然发现我说话很不利索。
第一个寒假后返回大学，我好心好意拿出家乡的橘子让同宿舍同学品尝，一个东北同学脸上露出一种狡黠的笑容反问我：你请我们吃什么？吃橛子？我说：怎么，你不喜欢吃橛（橘）子？那个同学大叫起来：你才爱吃橛子呢，是橘子，不是橛子！我一下子面红耳赤的，旁边有同学向我解释，橛子在东北一些地方方言中与排泄物意思一致。我讪讪而笑，对自己的语音从此有了痛楚的感觉。
后来我一直努力模仿北京同学说话，开始时舌头部位有点难受，渐渐就习惯了，不卷舌头反而不会说话。有个上海同学跟我常在一起，我总是批评他说话都是唇齿音，不懂卷舌。他当然不服气，说我乱卷舌，于是找一个北京同学来评判。我记得那个同学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两个南方人，沉吟了一会儿说，你们说得还不错，不过听上去一个舌头长了点，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！
我当然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。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几年话，毕业离开了北京。据我的几个朋友回忆，我初到南京的时候是说着一口京腔的，那大概不是恭维，因为我听出朋友们的潜台词，意思是说你到南京这么多年，普通话已大不如从前，已经很不标准了。我不以为然，我觉得只要我想说好就能说好，但事实证明我的自信没有根据。有一次一个10年未见的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聊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叫起来，说：你的舌头怎么啦？我惊愕地反问道：我的舌头怎么啦？他说，怎么又向前窜了，整个一个南蛮噘舌之人！
这个电话让我百感交集，我想这对于我大概是个无法置换的悲哀，我的舌头又出了问题！在经过了多少年风雨之后它回到了原先的位置，按照惯性在我的口腔里运动，我知道我现在说着一口无规无矩的南京腔加苏州腔的普通话。
或许这不是悲哀而是我的智慧。人类其实都一样，他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适时地变换语言，人类永远比鹦鹉高明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腔北调的由来。
（摘自《苏童散文》，苏童文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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